有分析認為，中國當局所謂的"共同富裕"意在鞏固社會底層民眾對中共執政合法性的支持，而下一步或向大型私企開刀，通過「綁架式」慈善助當局解決貧富不均的問題。

美國紐約城市大學（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政治學教授夏明在BBC中文的訪問中形容，共同富裕是一種「兜底」的方式，即「讓那些重新要返貧的人不至於完全墮入沒法挽救的境地，最後成為社會動亂的根源。」 但夏明教授認為，反全球化和高企的家庭債務導致中國經濟處於目前非常艱難的處境。

共同富裕還是殺雞取卵？

在過去半年多時間裏，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反壟斷等議題是中共應對經濟工作的重點。監管之手從互聯網企業伸向到其他行業。網約車巨頭滴滴出行、食品外賣平台美團，以及教育培訓公司新東方等大型民營企業紛紛遭到整肅，引發了巨大的市場波動。中國最大的互聯網公司騰訊也難逃規管，旗下社交媒體軟件微信罕見地遭到民事公益起訴。

在8月17日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 中共強調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目標扎實邁進」。

本周三（8月18日）公布的一份會議紀要還稱，要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

「共同富裕」一詞在中國去年宣佈成功減貧之後，開始廣泛出現。過去40年的快速經濟發展讓中國大部分人擺脫了貧困，但貧富差距依然嚴重。新冠疫情的出現更拉大了這種差距。疫情幾乎沒有影響到中國上層階級的收入，但下層階級的工資卻停滯不前，甚至下降。

儘管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近年仍在0.46到0.47較高位徘徊。 根據中國經濟學家任澤平的研究，中國高低收入比的均值為10.64，處於在世界中等偏高水平。

一位要求匿名的中國獨立學者分析稱，中國當局嚴苛的清零抗疫政策是導致絶對貧困階級擴大的重要原因，包括對人口流動的限製造成底層人民就業困難。「但北京高層不願意自我檢討，反而把目標指向了在疫情期間財富增加的商界新貴，」 他說。 他認為，北京本可以通過對中小企業和國營企業增加補貼來減緩貧富差距。

這位居住在北京的學者認為，中共在今年年初宣佈實現脫貧，中國進入小康社會以後，意識到貧富分化在過去一年半的疫情中加速擴大，而以課外培訓教育為代表的新興行業在疫情中獲利，其市場的擴充幾乎與貧富差距擴大是同步的，遭遇監管重手。

夏明教授認為，中國經濟目前處於非常艱難的處境。一方面由於中國出現反全球化傾向，另一方面是中國金融存在不少家庭債務，許多家庭包括農村家庭利用金融寬鬆政策進行貸款，或舉債炒房，同時參與了許多影子銀行的投資活動。

「這導致許多家庭面臨破產的風險，意味著許多貧窮人口會重新返貧，甚至中產階級也面臨返貧的風險。」夏明說。

對於如何減緩貧富差距，近日的高層會議透露，中國將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並提高精凖性。 然而，具體措施依然模糊。一些分析認為，有跡象顯示當局將加大力度監管大型私人企業，防止這些企業將資產轉移到國外。

這部分解釋了上個月滴滴出行在赴美上市後遭遇網絡安全審查，隨後中國網信辦發佈《網絡安全審查辦法》，擬要求擁有超過100萬用戶個人信息的運營商在赴國外上市時，必須向相關機構申報有關網絡安全的審查。

不過，這些做法也存在風險。夏明教授說，「如果企業家投資乏力，企業擴張緩慢，不再繼續創造就業，也不再擴展財富創造，那麼從長遠來看，目前所謂的共同富裕政策就會變成殺雞取卵，我覺得是很危險的。」

中國居民

圖像來源，GETTY IMAGES

「三次分配」還是脅迫慈善？

對於如何達致共同富裕，習近平在會議上提出「三次分配」的說法，外界擔心中共將以「脅迫」慈善的手段減緩貧富差距。

會議指出，「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係，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

經濟制度中的分配是指將一定時期內創造的國民收入，按一定方式在政府、企業和個人之間分配，形成流量的收入分配格局和存量的財產分配格局。

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曾提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收入分配的「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由市場按照效率原則進行分配；第二次分配是由政府側重公平原則，通過稅收、社會保重支出等進行再分配；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過自願捐贈而進行的分配。

「三次分配」的說法並非第一次在中央政策中出現。在2019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上，首次明確了「第三次分配」為收入分配製度體系的重要組成，確立慈善等公益事業在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

分析認為，「第三次分配」本來意味著個人和企業受到道德感召而把一部分可支配收入捐贈出去，但在中國的體制下，企業將在政策的驅使下被迫做慈善。

前述獨立學者指出， 中國慈善的意義與美國19世紀出現的慈善有所不同。西方強調財富是福音，企業主動承擔社會責任，避免因貧富差距擴大造成的階級矛盾加劇；而中國的新興階層沒有道德負擔，他們所面臨的壓力來自國家對於貧富差距帶來社會動蕩的擔憂。

「國家對市場經濟的干預越來越強，經濟控制的跡象和趨勢越來越強，」他說。他認為，中國的企業家在中國底層民眾對貧富擴大的不滿，中美關係緊張，以及全球化在中國受到不信任的情況下，「成為替罪羊」。

他還說，鑒於中國公民社會在過去幾年受到嚴重打壓，完全獨立運作的NGO幾乎已經不存在，預計大型企業捐贈的對象大部分是政府扶持的基金會和NGO。

夏明教授認為，與西方國家對待企業做慈善的方式不同，中國最終會抑制企業在社會發揮靈活作用，避免他們凝聚成一股公民社會力量。

該中共會議結束後僅僅一天，騰訊就開始響應高層的指示。8月18日，騰訊宣佈再次增加500億元資金，啟動「共同富裕專項計劃」。稱將結合自身的數字和科技能力，在諸如鄉村振興、低收入人群增收、基層醫療體系完善、教育均衡發展等民生領域提供持續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