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商業周刊》內容
有時候，我們會發現，當過官和沒當過官的經濟學家在風格上有很大的差異。凱因斯（John Keynes）當過官，海耶克（Friedrich Hayek）沒有當過官；加爾布雷斯（John Galbraith）當過官，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沒有當過官；奧爾森（Mancur Olson）當過官，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沒有當過官。據說，每到美國政府換屆時，哈佛經濟學教授有一半都去了華盛頓，但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很多教授一輩子都沒有去過偉大祖國的首都。
請不要誤解我的意思。當過官和沒當過官的經濟學家並沒有高下之分。有的學者越是智力超群，越是性格離群，就越願意坐冷板凳，他們的學問也可能會做得更好。大部份當過官的經濟學家都不是職業政客，他們只是票友而已，最後還是會回到自己的書齋。有人將經濟學稱作「世俗的哲學」（Worldly Philosophy），因為經濟學不僅強調如何認識這個世界，還關心如何改造這個世界，如果本著這樣的態度去做研究，就應該對政策決策和執行的實際過程有更多的理解。
以我個人的觀察，在中國，一個經濟學家的水平往往和他批評政府的激烈程度成反比。
我不是說不能批評政府。不批評政府，怎麼能顯出學者的風和骨呢？再說了，至少就大部份經濟問題而言，批評政府的政治風險很小，是一件低成本、高收益的事情，因此可算是經濟學家的「理性選擇」。但如果我們不僅僅是為了批評政府而批評政府，而是想真正提出一些真知灼見、一些有建設性的看法，那麼，在批評政府之前，最好保持學者應有的謹慎和謙卑。
經濟學的套路很簡單，無非是在約束條件下求極值。問題在於，我們知道政府的約束條件嗎？有的經濟學家急於提出自己的最優方案，但他很可能沒有考慮到政府面臨的約束條件。某一項政策建議，聽起來很不錯，但實施起來，有預算嗎？合法合規嗎？誰去做？有足夠的人力嗎？會和另外的政策目標衝突嗎？你看到的可能只有一個約束條件，現實世界中或許有十個。
此外，政府和學者的目標函數也不盡相同。學者考慮的是收益最大化，即如何盡可能獲得最大的社會收益，但政府往往首先要考慮成本最小化，即什麼政策是最容易執行、能夠立竿見影的。在教科書裡，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是一回事，實質上就是個對偶問題，但在現實世界中，它們可能相差萬里。你拿到的考題和政府的考題是不一樣的， 怎麼一起對答案呢？
竹中平藏是一位當過官的經濟學家。小泉純一郎組閣之後，邀請在慶應義塾大學任教的竹中平藏擔任經濟財政政策擔當大臣。2002年9月，小泉罷免了金融擔當大臣柳澤伯夫，改用竹中平藏接替，並繼續留任經濟財政政策擔當大臣。竹中成為小泉內閣名副其實的「財經金融總管」。2004年9月，在小泉內閣的第三次改組中，竹中繼續被任命為經濟財政政策擔當大臣，卸去金融擔當大臣一職，就任郵政民營化擔當大臣， 幫助小泉啃下郵政民營化這個改革的「硬骨頭」。《讀懂改革的邏輯》一書，就是竹中平藏對自己這段宦海生涯的體會。
讀者可能首先會發現，竹中花費了大量篇幅講述經濟學的基本概念。這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竹中在講解日本的經濟政策、改革思路時，用的基本是凱因斯主義框架。但是，所謂的凱因斯主義框架，並不是強調政府要如何干預市場，而是當決策者在思考如何管理宏觀經濟時，他們關注的是主要宏觀變量之間的關係。政府花一塊錢，國民收入會增加多少？這是個簡單的財政乘數概念，簡單到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初學經濟學時就知道。但在現實中如何測量乘數的大小、如何解釋乘數的差異和變化， 令無數政府精英白了頭。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之間有什麼關係？如果政府的財政支出增加，會給利率、貨幣乘數帶來何種影響？從長期來看，國債利率相較名義GDP增長率孰高孰低？大學生們在準備考試之前複習的這些問題，財政部部長和央行行長們同樣在苦苦思考。在現實決策中，花拳繡腿不管用，管用的還是基本概念和最基礎的分析框架。決策之難，難在經濟體系是一般均衡的，處處連通、一變俱變的；也難在經濟體系是瞬息萬變的，朝秦暮楚、難持一端的。
即使是最優秀的經濟學家，也未必能成為一個及格的決策者。決策中需要的知識，常常超出了經濟學的範圍。竹中平藏反覆講道，「戰略在細節」。比如，他提到在處理日本的金融體系不良債權時，遇到一個技術性的問題，即如何對銀行的資產進行嚴格評估。準確的評估涉及對貼現率的確定，竹中專門製訂了一個計算貼現率的指導大綱，還鄭重地將它寫入了金融廳的檢查指導手冊。他甚至認為，這是「金融再生計劃」成功的秘訣。
從理論上講， 「金融再生計劃」無非是保證那些理所當然的事情被嚴格執行，但人們出於大意或貪婪，恰恰會忽視那些理所當然的事情。竹中特別提到，和他一起製訂「金融再生計劃」的，不是經濟學家，也不是政府官員，而是熟悉業界內幕的企業家和金融家。他還暗自慶幸，這些技術性的改革細節，既沒有被媒體廣泛報道，也沒有在國會上遭到質詢，就這麼暗渡陳倉地順利通過了。
談到郵政民營化， 他說， 從經濟學的大道理來看，把一個低效臃腫的國有企業民營化，當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弄清實現民營化有多少種途徑，哪一種途徑才是眾望所歸。他說，在這方面，具有行政學知識的法律專家比經濟學家更管用。
有時候，改革可以靠技術專家在幕後靜悄悄地推動，但有時，改革必須在萬眾矚目之下發起衝鋒。日本的郵政民營化就是一個經典案例，它不僅是個經濟改革，更是一個政治手術。
日本自20世紀90年代就進入了「失去的十年」，經濟改革舉步維艱，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郵政公社是日本最大的國有企業， 有2626萬名正式員工和12萬名兼職人員，不僅有郵政業務，還有銀行和人壽保險，郵政已經變成了「衰退產業」，銀行和人壽保險沉澱了巨額資金，但管理奇差。小泉選擇郵政民營化，就是想向既得利益宣戰。竹中不僅擔任郵政民營化擔當大臣，還在小泉的要求下參加議員競選—多一票是一票啊。為了推行郵政民營化，小泉甚至解散了眾議院。內閣成員中農林水產大臣島村宜伸反對解散眾議院，小泉當即罷免了他，自己兼任農林水產大臣。
這本書的日文版叫《戰鬥經濟學》， 即官場就是戰場。竹中寫到，自己在小泉內閣任職的五年半中，一直做好了隨時辭職的準備。如果每天想著要獲得上司的認可、一步步升職，只會徒增自己的苦惱。但是如果時刻做好辭職的準備，就什麼都可以做成了。
我在江湖上的一個朋友也思考過這個人生問題。他讀到金庸的《鹿鼎記》時豁然開朗。《鹿鼎記》裡，康熙讓韋小寶把天地會滅了，天地會讓韋小寶把康熙除掉，兩難處境、不可調和，怎麼辦？ 韋小寶想到了唯一的破解之道：「老子 不幹了。」
這個世界上的很多兩難選擇，其實是有第三條道路的。大不了，老子 不幹了。——何帆（作者為經濟學家，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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