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后发国家的怨恨情结

作者：张维迎（人文经济学会理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後發國家的怨恨情結》所指的十大特徵，分別是「中國人的民族概念至今仍然是族裔性的，而非公民性的」、「主權大於人權，權力優先於權利」、「強調特殊性，否定普遍性」、「模仿技術，但拒絕模仿制度」、「反資本主義，反民主和自由」、「自力更生，萬事不求人」、「陰謀論在中國非常有市場」、「只能表揚，不能批評」、「國際關係中，只講利害不講是非，有時甚至連利害也不講，只講好惡」、「未富先嬌（驕），稍強即狂」。這樣的指摘除了在「醜陋的中國人」帽子上，再加幾個標籤外，是否有助社會發展？相信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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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对西方世界一直有一种怨恨情结。理解这一点，对理解当今的中美关系非常重要。

当然，怨恨情结，并非中国人特有。在世界近代史上，许多后起民族都对先发达起来的国家产生过怨恨。

现实的不平等滋生怨恨

怨恨，简单地说，就是一种羡慕、嫉妒、恨交织的情绪。在《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一书中，美国历史学家里亚·格林菲尔德告诉我们，怨恨（resentment）这个术语是由尼采创造的，其后又由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界定和发展，它是指由受压抑的、无法消弭的嫉妒和憎恶（生存的嫉妒）所导致的一种心理状态。

格林菲尔德指出，在现代民族的形成过程中，落后国家总归要向发达国家学习，模仿后者。在模仿过程中，一方面，即使在模仿者看来，被模仿者也更为优越（否则，就没有必要模仿了），另一方面，相互接触本身往往也凸显出模仿者的低劣，所以通常的反应是怨恨。

具体讲，怨恨的产生，有两个社会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模仿者相信他们与被模仿者在根本上是可比的，在理论上是平等的，因而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即赶超的可能）。第二个条件是，模仿者又感到二者之间实际上并不平等。不管群体成员的个体性情与心理构造如何，这两个条件的存在产生了一种群体怨恨倾向。

格林菲尔德进一步指出，怨恨产生了一种抗拒外来价值的创造性冲动，最终可能导致“价值重估”，即价值标准的转变。原来至高无上的价值被贬低，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外在的，甚至是原先标准中带有负面色彩的观念。出于自尊心，一个拥有丰富历史文化遗产的社会不可能对外来的价值观念来者不拒、全盘照收。

怨恨常常导致本土传统中与外来的价值观念相对立的元素被挑选出来并被刻意栽培，或者与外来的价值观念抗衡，或者在形式上将其打扮成与外来的价值观念类似但本土“早已有之”的东西，以求得心理平衡。怨恨滋生出民族特殊主义的骄傲和仇外，给新生的民族情绪提供感情养分。

民族国家是个现代概念

在人类历史上，族裔认同古而有之，但“民族国家”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在漫长的历史中，国家是统治者的私产，人们普遍认同的是王室或宗教，而非民族国家。在中世纪的欧洲，一个君王同时兼任两个甚至多个王国的国王，就如同现在一个人可能同时兼任几个公司的董事长一样，并不罕见。

根据格林菲尔德的研究，英格兰或许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它到17世纪初已经形成，它的核心理念是公民、自由和人民主权。这样的民族观念后来被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中叶形成的美利坚合众国所继承。

相对于英格兰，其他国家如法兰西、俄罗斯、德意志的民族国家认同形成较晚：法兰西在18世纪，俄罗斯在18世纪下半叶，德意志在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初。相对于英国和美国的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俄罗斯和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可以称为族裔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法国介于二者之间。

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群体是社会、政治和文化精英（英格兰、法兰西和俄罗斯的关键群体是贵族，德意志的关键群体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精英的观念变成了大众民族概念的基因。

法国人的怨恨情结

法兰西是第一个有怨恨情结的民族。在18世纪开始之前的数个世纪，法国一直是欧洲的霸主，甚至是天主教的保护者。但在路易十四死后，法国已明显丧失了它在欧洲的优势地位。英格兰突然崛起，跃居中心地位。当18世纪上半叶民族观念从英格兰引进的时候，法国人发现，英格兰人在各方面都超越自己，尽管法国仍然有值得自豪的杰出科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家。法国的民族爱国主义的表现是，强烈要求恢复被英格兰夺走的优势地位，重新赢得法国的荣耀。

有两种办法可能确保法国的卓越地位和荣耀：进行自由主义的改革，将法国变成一个类似英格兰的国家；或者削弱英格兰这个对手的力量。像伏尔泰和孟德斯鸠这样的启蒙思想家拥护第一种办法，他们心中没有怨恨，认为法国有能力实行从英格兰学到的东西，并因此可以轻松地超越它的榜样兼竞争者。

但这项任务比预期的更加困难，花费的时间也更长，于是亲英情绪逐渐让位给仇英情绪。法国贵族知识精英们深信，法国同英格兰基本上可以相媲美，但现实中前者确实次于后者。英格兰的优越地位伤害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在他们心中滋生了对西方（英格兰）的怨恨。

在怨恨情绪的支配下，法国贵族知识精英一方面盗用英格兰人的价值观念，另一方面又对这些价值观念进行重新评估。比如，对于民主、自由、平等这些概念，他们给出了与在英格兰全然不同、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意思。他们用“一致性”取代了平等，用“主权”和“公意” 取代了自由，用“集体”取代了个人，为专制主义和平均主义铺平了道路。

对英格兰人的怨恨导致法国人对金钱、商业活动和资本主义产生了一种本能的仇视。在法国人看来，英格兰是一个贪婪的民族，一个“只对金属有感情”的国家，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一个不正义、贪婪、腐化、堕落，由商业利益主宰的民族，是不适合法国效仿的。

在对外关系中，怨恨使得法国人常常不是以法国变得强大为目的，而是以不惜一切代价削弱英格兰为目的。对法国人来说，英国人的坏消息就是自己的好消息。法国精英和大众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支持，部分是出于对自由的热爱和对美国人民的好感，但更多地是出于对英国人的憎恶。美国脱离英国统治，是最让法国人解恨的事。但路易十五没有想到的是，战争导致的财政困难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线，最终让自己死在断头台。

德国人的怨恨情结

怨恨情结在德意志民族中造成的影响更甚。德意志的民族意识在18世纪晚期出现，拿破仑战争之后，已经扎下了根。所以说，法兰西是德意志民族主义出现的最终原因。但这个时候，英国经过工业革命已称雄世界，德意志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不仅比不上英国，甚至比法国也自愧不如。这让德意志人难以释怀。

尽管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从“先进的”西方民族（英格兰和法兰西）学习了理性、政治自由和个人平等的启蒙思想，一些改革者甚至视法兰西为效仿的榜样，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还是受到了伤害。

到19世纪初，随着民族意识的增强，德意志人的怨恨情结也变得越来越强烈， “西方世界”（英国和法国）成了邪恶的化身，反面榜样。“可憎的法兰西民族”被认为是德意志人“自然而传统的”敌人，是“肮脏、无耻、没有纪律的种族”；英格兰人总体上并不比法兰西人更好，他们的诸项自由没有什么价值。

按照德国历史学派创始人李斯特的说法，英国人所追求的目标就是“为整个世界生产，垄断所有的生产能力和通过政治操纵以及资本、技术和海军优势使世界处于幼稚和依附状态。” 因此，德国不应该被英国人所宣传的自由化道路所蒙蔽，而必须让国家主导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这样，德意志民族主义变成了国家主导的“族裔民族主义”。

随着西方日益被等同于资本主义，德国人对西方（英国、美国和法国）的怨恨就变成了对资本主义的怨恨。当把目光转向自己国家内部时，德意志知识分子发现，德意志生活中同样存在着那些体现了西方价值观的东西：资产阶级、贸易与工业、城市、科学。但他们也明白，德意志如果想有朝一日超过西方，这些因素又是绝对必要的。

因此，他们不得不对所有这些东西保持模棱两可的态度。但代表这些非德意志价值观的犹太人就成了替罪羊。正是贪婪的犹太民族的阴谋诡计，使得德意志没有办法表现得像它本可以的那样优秀。拿破仑解放犹太人的行为进一步刺激了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憎恨，他们把犹太人和法国人放在一起，反犹便成了反法爱国行动。这就滋生了德国人的反犹主义，直到发生希特勒杀害600万犹太人的暴行。

不过，犹太家庭出生的卡尔·马克思还是把怨恨集中在资本主义本身，私有制成了万恶之源。怨恨情结，或许是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大陆比在英国，在落后国家比在发达国家，更有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

俄国人的怨恨情结

俄罗斯这个民族也是伴随着对西方的怨恨形成的。俄罗斯的西方化是彼得大帝发起和推动的。最初，俄罗斯人对西方羡慕不已，把它们当作绝对的、无可置疑的榜样，并且乐观地认为，模仿西方国家，就可以与它们处于平等地位，然后就可以超过它们。彼得大帝的西方化改革也确实提升了俄罗斯的国际地位，给俄罗斯人带来了自豪感。

但彼得大帝的改革并没有让俄罗斯与西方达到真正平等的地位，俄罗斯人被俄国和西方榜样之间的差异深深困惑，西方的优越地位让他们感到不愉快，把西方作为榜样不可避免地导致自我鄙视和低人一等的感觉，这就让他们心中的怨恨之火熊熊燃烧。

怨恨催生了文化相对主义，俄罗斯人开始寻找自己民族的特殊性，重新评估西方价值。因为俄罗斯是独特的，与西方不可比，因此西方不适合作为俄罗斯模仿的榜样，俄罗斯要走自己的、与西方不同的道路。西方变成了嘲笑的对象，赞美西方的俄罗斯人被讥讽为妄自菲薄，甚至彼得大帝的西方化改革也被认为是自轻自贱，是对俄罗斯人的羞辱。

但完全拒绝西方是不可能的，因为俄罗斯并没有与西方对抗的资本，西方的认可也是俄罗斯人所期望获得的民族自尊的必要条件。既然无法超越西方，俄罗斯民族主义精英就把俄罗斯定义成与西方相反的榜样。他们仍然用西方同样的标准衡量自己，但是通过对这些标准进行重新解释，俄罗斯在各方面都比西方好得多。对应西方的每一个缺点，它有自己的优点；西方表现出来的优点，它在现实中也有。“理性”的价值被保留下来，但变得近似于黑格尔讲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拒绝了其隐含的个体的创造性和自主性。

他们承认“自由”和“平等”是美德，但拒绝承认西方制度是其真实的体现，因为西方的自由和平等不是真正的自由和平等。真正的自由是内心的自由，而非法律上的自由。西方人有自由的权利，但却生活在真正的奴役之中；俄罗斯人没有法律上的自由，但生活在真正的自由中。

俄罗斯精英们发明了“人民”，将“人民”界定为一个种族集合体，俄罗斯的民族精神存在于“人民”中，但只有有教养的精英才能揭示出来。精英作为“特殊之人”（先锋队），知道“人民”想要什么，而大众自己不知道，所以前者自然有权命令后者。

因此，在怨恨情结支配下形成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是种族主义的、集体主义的、权威主义的。这或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俄罗斯成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怨恨情结诱使俄国人急于证明自己的价值，一次又一次或主动或被动地发起与西方的对抗，但每次都被屈辱地打回原形。同样的戏剧至今仍然在上演。

日本也许算得上是一个少有的既模仿西方，又没有太多怨恨的非殖民地国家。这是因为，日本一直是一个模仿者，“脱亚入欧”只是换了一个老师，并不会伤害日本人的自尊心。超过它原来的老师，反倒让它感到自豪。只是到太平洋战争前，美国才成为日本人怨恨的对象，结果是导致了日本的惨败。

中国人的怨恨情结

中华文明有数千年的历史，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的形成则是非常近代的事情。可以说，是西方人的坚船利炮催生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并使“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出现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进入20世纪之前，中国人效忠的对象是相继统治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民众的各个皇帝和朝廷，而不是主权国家；朝代的更换，领土的分合，是统治者的事情，与普通大众没有什么关系，就像现代商业公司领导层的更迭、业务的并拆与普通员工没有关系一样。

对普通大众而言，谁坐上皇帝的宝座，我就是谁的臣民；无论是汉人当皇帝，还是契丹人当皇帝、女真人当皇帝、蒙古人当皇帝、满族人当皇帝，对我都一样。所以，他们不可能有一个明确的“中国人”的概念。

但伴随着西方人的到来，特别是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逐渐把效忠的对象由朝廷和皇帝，转向了民族和国家（但这个转变没有彻底完成）。在中国人的民族国家意识形成过程中，主导力量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他们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危机感，并塑造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

但如同法国和俄国的贵族精英、德国的知识精英一样，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从一开始，就有一种对西方的怨恨情结。对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并自认为是世界中心的国家的人民来说，突然发现有一个比自己先进的外来文明，产生怨恨是自然的。中国的精英们对西方世界的感情是羡慕、嫉妒、恨的交织。

一方面，他们将诸如共和、民主、自由、个体权利、理性、科学等这样一些西方价值观引入中国；另一方面，他们又根据中国原有的政治文化观念对西方价值观进行选择性吸收或摒弃。民族自尊心和怨恨情结使得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西方价值观有一种本能的排斥，不可能将其全盘照收。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总是试图从本土文化资源中或其他不优于自己的国家寻找它的替代品。

中国人对俄罗斯有着因为领土问题导致的怨恨，但较少因发展阶段差异导致的怨恨，这或许是中国人最后选择“走俄国人的路”的原因之一。当然，俄国人的道路看上去也更符合中国国情。俄国是落后的，走的路是独特的。如果它的路行得通，沿着这条路很快能富强起来，中国人就可以洗刷掉民族的屈辱，恢复国家的荣耀。因此，走俄国人的路对中国人的自尊心伤害小，但预期的收益大。

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对中国的现代化非常重要，它让中国人有了一个具体的奋斗目标。但中国人民族概念形成中的怨恨情结也带来了一系列后果，其中包括：

第一，中国人的民族概念至今仍然是族裔性的，而非公民性的。我们是“中国人”，是因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有共同的祖先，而不是因为我们都是一个主权国家内拥有平等权利的公民。这样的民族概念给现在的国家治理带来了一些难题，因为并非所有的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这样的民族观念也使得中国很难吸引外国移民，因为一个外国人不论在中国工作和生活多少年，永远不可能被承认是中国人。

第二，主权大于人权，权力优先于权利。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是在国家“图强”和“救亡”中形成的，因而不可避免地是国家功利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它强调国家至上、集体至上，在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名义下对个人权利的任何侵害都具有正当性。至今，“有国才有家”、“大河有水小河满”仍然是大部分中国人的基本观念，尽管这些说法根本不合逻辑。进一步，国家等同于政府，政府等同于政府官员，所以官员的权力总是优先于个人的权利，法治难以形成。

第三，强调特殊性，否定普遍性。特殊主义是怨恨情结的解药。特殊主义否定了相互比较的可能性，否定了优劣之分，可以保护自己的自尊心，因而所有有怨恨情结的民族都喜欢特殊主义，中国也不例外。特殊主义也使得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接受普适性价值，不按国际规则行事。

第四，模仿技术，但拒绝模仿制度。鸦片战争之后不久，中国人就开始承认自己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落后，需要向西方学习，因而搞起了洋务运动，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至今仍然是中国变革的主导思想。因为，只要“体”是自己的，我们就用不着自卑，正像科学家不会在工程师面前自卑一样。因此，我们总是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与西方抗衡的价值观念，认为西方的治国理念并不比我们老祖宗早就提出的治国理念好到哪里去。

第五，反资本主义，反民主和自由。中国人把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等同于西方世界，承认这些东西，就等于承认西方各方面都优于中国，让中国人太没有尊严。因此，中国既不能搞资本主义，也不能搞自由民主，何况民主和自由也不能当饭吃。中国不像德国人那样有犹太人群体可以怨恨，那就怨恨那些经商赚钱的人吧！即使中国需要市场经济，也只能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有本质的区别。

第六，自力更生，万事不求人。中国必须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西方人有的我们必须有，粮食必须自给自足，一切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必须自己生产，因为西方世界是靠不住的，它们亡我之心不死，随时准备卡我们的脖子。“中兴事件”就是一个明证。

第七，“阴谋论”在中国非常有市场。中国一直是西方阴谋的受害者。中国之所以落后，不是因为我们不聪明，而是因为西方人太狡诈；不是因为我们的体制和文化不优越，而是因为西方人总是搞阴谋诡计，不让我们发达起来。外国人帮助中国，一定是另外图谋。

第八，只能表扬，不能批评。中国人对批评特别敏感，不仅中国人自己不能批评中国，外国人更不能批评中国。中国人不能批评，因为“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批评自己的国家就是“不爱国”，就是抹黑自己。外国人不能批评，因为那会伤害中国人的自尊心。批评中国的外国人一定是反华势力，奉承中国的外国人一定是友好人士。殊不知，奉承者常常是别有用心。

第九，国际关系中，只讲利害不讲是非，有时甚至连利害也不讲，只讲好恶。西方的坏消息就是中国的好消息。凡是西方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西方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如果一个西方国家与一个非西方国家发生冲突，大部分中国人希望前者输后者赢，不是因为我们喜欢后者，而是因为我们痛恨前者。所以，“911”事件有中国人叫好，伊拉克战争中有不少中国人给萨达姆加油。当然，如果美国与日本发生冲突，我们会站在美国一边，因为我们怨恨日本人更甚于怨恨美国人。

第十，未富先娇，稍强即狂。怨恨情结使得中国人心中总是憋着一口气，一有机会就想出人头地，所以很容易从自卑走向傲慢，国家稍富强了一点，就表现出一种暴发户心态，到处炫耀，不再谦卑，要做到“韬光养晦”谈何容易！

鸦片战争过去已经快180年了。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其国际地位也大大提高。但中国人对西方的怨恨情结似乎没有因此而减少，移民海外的中国人的怨恨情结似乎更甚。

近几年“中国模式”、“新四大发明”之类的说法甚嚣尘上，不能不说是怨恨情结的体现。如果“中国模式”能推广到全世界，中国不仅可以夺回失去已久的优越地位，而且可以洗刷掉不堪回首的百年耻辱。这是何等惬意的事！

怨恨程度是国家发达水平和民族成熟程度的一个反向度量。中国人的怨恨情结消退之日，或许才是中国的真正崛起之时！

（本文是作者读里亚·格林菲尔德《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一书之后写的读书笔记。2018年8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