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721襲擊事件」後質問特首林鄭月娥「可否講人話」的香港電台助理節目主任利君雅，突然被延長試用期120天，並被重新調查去年7月至11月出席政府記者會的表現。事件引發社會爭議，泛民主派盛讚利君雅仗義執言，可謂「全城最好的記者」，質疑當局「政治清算」；建制派則認為利君雅的情緒式發問難言「專業」，加上港台在一定程度上具備「官媒」性質，即利君雅身兼「記者」和「公務員」的雙重身份，卻未有效忠特區政府。雙方眾說紛紜，主要涉及兩個層面的討論——首先，作為「記者」的利君雅，發問時應該秉承怎樣的專業操守？其次，同時是「公務員」的她，應該如何平衡《香港電台約章》和《公務員守則》？除此之外，公眾也應該問的是，香港電台到底應該扮演怎樣的公共廣播角色？
利君雅曾於記者會上追問特首林鄭月娥與一眾高官，「面對如此恐慌的事件，昨天晚上能否安睡」，希望特首能就事件給予市民交代、「講人話」。（港台片段截圖）
「記者」發問時應該秉承怎樣的專業操守？
爭議的「主戰爭」落在利君雅去年7月至11月出席政府記者會時的表現是否合符記者的專業操守。不少市民或會對去年「721襲擊事件」後政府記者會這一幕印象深刻——利君雅向特首林鄭月娥連珠炮發：「過往零晨4點你都可以出嚟見市民，噚晚成晚你去咗邊」、「昨晚係咪官警黑合演嘅大龍鳳」、「噚晚瞓唔瞓得著覺」、「唔好咁啦，講人話啊唔該你」等等——事後引發不少迴響，有人盛讚利君雅仗義執言、直斥其非，堪稱「新聞女神」，但也有人批評她未能謹守新聞專業，基於意識形態和激動情緒而失去方寸。
無論是香港記者協會所出的《新聞從業員專業操守守則》（下稱《專業守則》），還是《香港電台約章》（下稱《約章》），都要求相關從業員在處理新聞報道、資料上保持客觀、持平和不偏不倚。平情而論，在香港警察涉嫌嚴重失職和特區政府未有及時回應事件的情況下，利君雅所問的確「幫」不少市民「出一口氣」，但比起「客觀地」追尋事件的「真相」，她的問題也確實夾雜了很多前設和情緒；當林鄭不斷以「耍太極」、「遊花園」等迴避問題時，利君雅更是「大爆seed」，直斥「可唔可以唔好咁啊？講人話啊唔該你！」同年11月8日的科技大學學生周梓樂離世後的警方記者會，利君雅亦以類似的情緒和語氣，來質問警方的「殺人嫌疑」。
在經歷重大的社會事件後，記者作為社會的一份子，難免會被情緒左右，這也是人之常情。而面對特首和官員的含糊帶過、閃爍其詞，記者更有責任耐着性子透過發問取得有用資料，為公眾挖掘事情的真相，保持客觀、持平，以免「主觀情緒」限制了「真相」的全貌，這正是記者所需要秉持的「專業操守」。但當記者也基於意識形態偏見和各種情緒而失了分寸，因一時的「火遮眼」而失去了「問問題」的機會，損失的必然是社會大眾。
港台記者應該如何平衡《香港電台約章》和《公務員守則》？
利君雅當時的言行的確未有嚴格專業操守，但在反修例風波重創全港的情況下，一時失準確實在所難免——問題是，那是否足以構成需要延長試用期的理由？工聯會會長吳秋北認為，作為香港電台員工的利君雅，身兼「記者」和「公務員」的雙重身份，而鑑於港台具備「官媒」性質，故認定利君雅必須像其他公務員一樣「效忠特首和特區」。
這是「利君雅事件」的「次戰場」——具備雙重身份的港台記者，應該如何平衡《香港電台約章》和《公務員守則》？作為「公務員」，理應受到《公務員守則》所約束，需要效忠特區政府、保持政治中立、協助行政長官而不受自身政治信念所影響；然而，作為香港電台的員工，更需遵守《香港電台約章》所訂定的使命和職責，「為香港市民提供編輯自主、專業和高質素的電台、電視及新媒體服務」，秉承最高新聞專業標準，公正持平而不受政治、商業或其他影響地發放準確且具權威性的資訊。換言之，港台員工有別於一般意義的公務員。
所謂「編輯自主」，也是近年港台屢屢引發爭論的所在，例如論者認為，它變相給予港台極大的空間去批評甚至揶揄政府，諸如《頭條新聞》、《議事論事》、《左右紅藍綠》等等，歷來沒少陷於政治風波；不過，這些爭議似乎都放大了「政治」而忽略了「專業」，例如前者更值得反思的是，為何要以低俗、偏頗、嬉笑怒罵的方式去討論相當嚴肅的新聞議題？至今年3年，港台英文節目《脈搏》（The Pulse）有記者向世界衞生組織（WHO）助理總幹事艾爾沃德（Bruce Aylward）提出一條被指違反「主權政治」的問題——在未有深入了解「世衛會員」必須以「國家」為基礎的情況下，問及「世衛會否重新考慮台灣的會員資格」，結果遭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發聲明，批評節目違反《約章》的「一中原則」，要求作為港台總編輯的廣播處處長梁家榮負責。
香港電台到底應該扮演怎樣的公共廣播角色？
無論是利君雅抑或《脈搏》，如果提出有關問題的並非任職港台記者，事件或許不會引發軒然大波。為什麼當局對港台事宜特別敏感？歸根究底，還是在於香港電台向來模糊不清又極其矛盾的定位問題。
港台1993年與前文康廣播司簽訂《架構協議》以來，就陷於一種「雙重尷尬」——早在1980年代，港英政府已展開港台未來方向的討論，當時「公司化」是政府行政體系改革的常用方式，即把政府部門轉為國營公司，由公司提供公共服務，而對港台而言，有不少人便認同應該走向公司化，甚至仿效英國廣播公司（BBC）成為獨立法定公共廣播機構，由董事局自行決定如何運用撥款、制訂員工政策等等；不過，員工的去留問題和政治化爭論打斷了港台公司化的進程，例如政府委託的顧問建議港台講求財政效益、中方擔心港台日後不受政府管控等等，港府最終確認港台是享有「編輯自主」的公共廣播機構，但同時仍然是接受政府公帑資助和監管的政府部門——所以部份員工隸屬公務員編制，需遵守公務員規例。
只是，當要「效忠政府」，就不能「直斥其非」嗎？這在部份香港市民看來，可能不成問題，但當政府有意在長年模糊不清的公務員效忠問題上「正本清源」，先免去顏武周等八名公開違反《公務員守則》人士的署任職位，又在《港區國安法》中訂明，要求公職人員宣誓及效忠；利君雅的幾次失控發言難免會成為政府「殺一儆百」的對象。因此，本次爭議的關鍵不僅限於利君雅的「專業操守」問題，而是港台長年作為「政府機構」和「公營廣播機構」雙重角色下的定位矛盾，假如政府有意重整港台員工的「專業操守」和「效忠問題」，應該從根本上為港台的發展方向重新定位，而非任其置於兩者的模糊界線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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